若在理上看，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，然亦但有其理而已，未尝实有是物也。
从概念上说，体用是不同的，体是存在本体，用是它的作用、功能，展现为过程。这是朱子（也是很多理学家）所特有的思维方式，似乎用西方的某一种理论不易解释清楚。
但是，程颐的学说，无论从理论的广度或深度上说，都有进一步发展的需要。[54]《朱子语类》卷二十七。信（亦即恕）则是做实事，逐事一一做得真实，以诚信待人，以诚信做事，这也是一心贯万理。[45]《朱子语类》卷二十七。但它又不是现成的，是需要努力实现的，因为它既是人性之所以为人性的最终根源，也是人性之成为人性的最高标准。
如果人物皆能实现其性（理），就是浑然一体的和谐境界。但是，在解释这一学说的时候，会遇到一些具体问题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，既要把握朱子的话语系统，又要做出新的解释。1．理是一个整体性的范畴，其中有各种不同的要素，因其功能、作用不同而有不同的含义和用法。
因为朱子虽然重视经验积累，但从根本上说，理是先天具有的。有趣的是，中国哲学早就提出了这一类的问题，所以然与所当然的关系问题就是最好的证明。理就是这样一个多层次的动态的整体性范畴。性理具有客观普遍性，既是万物之一源，则万物皆有性。
[22]《二程集》，中华书局1981年7月版，第29页。不这样做，就是理所不容。
善是指生命创造的目的，善就是目的，即向着完善、完美的方向发展。世界犹如一架钟表，甚至人本身就是一架精巧的机器。1．泛指理性或某种理性。形而上者决不是超自然的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，而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。
太极是最高理念，相当于柏拉图的善。对于物质的自然界而言，它有超越性，是精神性的，但决不是绝对超越的实体。[34]这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。生理作为自然界生生不息的所以然之理，目的性地蕴含着所当然之理。
在朱子学说中，可以说心是人之主宰，理是自然界的主宰，但心者人之心，身心是合一的。[34]《朱子语类》卷十八、卷六十、卷一百一十七。
[6]《张岱年全集》第2卷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，第97页。因此，用纯粹先验论或经验论来划分朱子哲学，会遇到很大困难。
秩序存在于事物之中，又能决定事物发展变化的道路和方向。但事实上，朱子同其他理学家一样，是天人合一论者，不是人与自然对立的二元论者。但是，从现实上说，人与万物毕竟不同，人能得其全而万物不能得其全，只能得一些子（朱熹语）。在这里，道理就是所以然与所当然之理。比如说人者仁也[38]，就是回答人是什么的问题，即人是具有仁德的动物。《易传》说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。
具体地说，朱子之理有如下几种用法与含义。所以然与所当然的统一，就是这样实现的。
如果说，朱熹是他律论者，似乎也有一定的困难。这里只举出几种主要见解，略加说明。
就存在而言，它是最高主体，但不是实体，而是天道流行的过程，自然之理就是自然界发育流行的过程所具有的秩序或法则。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朱子之理也可以称之为理性，但究竟是哪种理性，则由于个人的理解不同而不同。
天地生物之心是对生理的目的性的一种表述，基本上是存在论的说法，但其中却包含着价值的意义，而人心则是它的实现。这是中西哲学关于自然理解上的重要差别。中国哲学承认自然界有内在价值，其最高价值就是生道或生理，故称之为天德。尽管它是从形而上的层面上说的。
在朱子哲学中，一物之成为该物而不是他物，不仅由理决定，而且由气决定。这就同机械决定论区别开了。
所当然是讲价值的，是祈使句或命令句，因而是主观的。人首先是生命存在，同时便具有价值，是有价值的存在者。
一说是指性者万物一源（张载语）之性，与《易传》所说天地之大德曰生[25]有关。
另一方面，只有本体是真实的，现象则是不真实的。由过程说明存在，由功能说明本体，这正是朱子学说的本来意义。[30]《朱子语类》卷九十四。人也是天地所生之物，但人心由何而来？只能由自然界的生命创造而来。
就方法而言，这里当然有综合的问题。人者仁也，是所有儒家都使用的说法。
即使是朱子所说的物理，同西方物理学上所说的规律也是不完全相同的。这些不同含义相互联系在一起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。
所以然与所当然正是在生命目的性的学说中得到了统一。朱子所说的道体流行、天理流行，就同静态的不变的实体并不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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